警队的昨天、今天与明日（上）东方之珠的人

　　本文是本站特约的一个港警系列专题。众所周知是全亚洲最现代化和最优秀的警队没有之一。已经成为地区的特殊明星，一举一动都牵动着着全世界的粉丝的关注。

　　但是应当明确的是，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第一。恰恰相反，警队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而这段经历也促成了它的发展和。

　　如何从一个殖民地的工具，变身成为东方之珠的一张国际名片。这背后有太多耐人寻味的细节。值得我们去探究，追寻，和思考。

　　“的传奇也是人类的传奇”，曾有人这么写道。的确，对于现代社会中的普通人来说，是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名词。1829年，在罗伯特·比尔的努力下，英国通过了《大伦敦法》，从而建立了第一支现代意义上的队伍——伦敦大都市。而15年之后，在当时的英占中国，一支小小的半军事化纪律部队也被建立起来，这就是本综述的主角——警队。

　　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往往只出现在新闻里、出现在港片里，最近也出现（本综述写于2019年初）微博里，但总的来说，一直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形象。它时而作为现代化警队的模范生被大加赞赏，时而作为新闻的配角被私下议论，偶尔还会因为英式风格的各类操典而被疑虑与不解。

　　本综述的目的，在于拨开这支纪律部队身上的，尽可能做到准确客观描述，从而增进了解互信，并尽可能为两地警政带来一点裨益。由于本文没有任何的背景（内容以地区发行的书籍和警务处的介绍为主，辅以各类互联网信息），可能会存在各类差错与问题，还请各方多多包容、多多；同时，对历史上发生的部分重大事件，也将会尽可能准确、客观、谨慎的加以描述，还请各类读者以包容心看待，不要给辛苦整理、用爱发电的作者搞什么幺蛾子出来。需要注意，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在阅读中读者可以去了解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相信会有全新的思考。

　　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警队是历史上最古老的现代队伍之一，这支队伍经历了从英占殖民、日据侵略、战后转型、回归祖国到进入新世纪的漫长历史，由一只存粹殖民者利益的半吊子警队，逐步成长为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最为专业与职业的力量之一。可以说，警队的历史，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做“的传奇也是人类的传奇”。

　　1841年，随着大英帝国的殖民者从的满清帝国手中割走了岛，当时的英国驻华商务总监查理士·义律授权第二十六步兵团的威廉·坚伟上尉作为首席裁判司，让其这个小岛的治安。这个前英队的军官招募了自愿离队的驻港英军与驻港印军，外加部分外籍水手与华裔人士，组成了一支32人的小小部队。

　　然而这支杂牌部队在治安方面并没有什么建树，尽管对华人进行了非常严苛的管制（包括严厉的宵禁等等），但是岛的治安并没有什么变好的迹象。

　　1844年5月，的第一条条例通过生效，标志着警队的正式依法建立，一年后，查理士·梅理来港出任司，他以爱尔 兰警队的制度作为蓝本，建立了一支171人的警队。然而，这支警队并不是以英国本土的先进警务体系为蓝本建立的，其参照的警队属于殖民地警务模式，某种意义上是一支存粹只为殖民者利益服务的准军事部队，以欧洲人与印度人为主体，各方面专业素养较低，警队运作效率不高，对华人的管理政策依然。

　　由于受到地区太平运动影响，地区的难民数量开始激增，加之本身港岛人口数量的增加，尽管查理士•梅理改善了服务条件，兴建警署并试图招募更多的人才，但这支171人的小警队依然不堪重负。第二任总督上马后，英国才派来一名总督察与两名督察到港，试图建立一支真正的现代化警队。

　　到19世纪70年代，在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研究下，港英对警队的待遇、服务条件等进行了进一步革新，招募了本地籍贯警员与英伦三岛本土的前警员前来任职；同时，1869年创立的语言学校也发挥了作用。在多方因素的影响之下，港岛的治安状况开始趋于稳定。

　　1893年，梅含理成为警队最高，在积极的同时，其指挥警队积极控制了当时爆发的大瘟疫，展现了领导才能与奉献；但另外一方面，他也亲自指挥了对割让新界不满的中国，可以说是毁誉参半。

　　时间进入20世纪初，中国国内局势风云变幻，满清，新旧主义方兴未艾。当时的警队在努力应对新移民涌入带来的一般治安问题同时，也在应对海盗活动与抢劫活动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而随着一战的爆发，大量外籍警员应征回国，为了应对人员短缺，港英通过了《特别后备条例》。成立了特别后备队，并依其国籍，分别编成英印籍、华籍与葡籍三个大队，尽管成立后续的时间不长（一战结束后即告解散），但这支非正式队伍依然有效缓解了人手不足的问题。

　　一战结束后，受到地区新旧主义的影响，地区在1922年与1925年分别爆发了“海员”与“省港”两次大型的。为了应对这些突发事件以及复杂的局面，特别后备队宣告重建，专门成立了华籍及非华籍两支队伍。在两年以后，这支队伍改为固定性质，称为后备队，这也就是现在警队辅助队的前身。而到了1927年，为更好应对这些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第一支冲锋队在港岛成立，专门处置小型骚乱、严重刑事案件以及进行抢险救灾。

　　比较有意思的是，除了当地本身的华人之外，这个时期的警队还专门招募了山东籍贯，这批出身自孔孟之乡的鲁警给的外籍与华人警员都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第一支冲锋队中的40名队员就都由他们担任。

　　除了吃苦耐劳、品格单纯之外，这批鲁警还十分好学，不少人在文化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自学英语，勤奋，很多升迁到了警长一级（当时华人的玻璃天花板），甚至有人成为了警队内的在职律师。

　　另外便是25名来自于俄罗斯的反海盗警员，这批警员原来是西伯利亚地区的白军，后由于作战经验等因素被港英雇佣，专门从事反海盗工作，在反海盗队解散后依然有人继续为警队服务。

　　1934年，经·亨利掌管警队担任总监，并在1938年成为警队第一位警务处处长。他曾致力推动成立刑事侦缉处，并担任刑事侦缉处首任处长。在成为警队第一位警务处处长之后，经•亨利开始对警队的职级结构进行，并直接招聘华人担任副督察。

　　在此之前，警队一直使用英国殖民地警队常见的“上下分层模式”，籍、种族的警员单独编组，薪水也不同（华人最低）。甚至到20世纪20年代，华人警员才正式开始接受枪械使用训练。此外，港英当时还允许华民政务司管理、指导华人组成的“更练团”，以作为非正式治安力量使用。

　　以上这些港英“少数管理多数”不安感下所造就的扭曲政策，在经·亨利推动之下，要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基本消失。离华裔警员真正打破玻璃天花板，还有一段很长的要走。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空战争的阴云也开始密布，港英制订了一系列政策，以应对可能的战争情况，包括“紧急”、“强役条例”（针对非中国血统的英国人）等等。

　　1941年12月8日，日军开始入侵，包括驻港英军、、义勇军以及港九大队等的武装力量对日军优势兵力进行了抵抗，并维持基本秩序以及疏散群众。在圣诞节英警向日军投降之后，欧籍警员被送往，华人警员或出逃或被遣散，少部分与印籍警员一起被留用的也受到了降职处理。

　　在沦陷期间，共有87名正规或后备警务人员失去生命，其中就包括7名被参与情报组织的警员（内有一名警务处副处长）以及至少8名试图协助战俘逃亡的印籍警员。

　　1945年，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经过日军铁蹄的岛，也急需重建遭到的警务系统，大量欧籍与印籍也因为种种原因不再适合继续留任，在复杂的战后局势与初开的铁幕之下，警队的下一段传奇，将以涅槃的姿态再度展开。

　　随着港英再次成为的实际执政者，重建战争的警队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正如前面所言，大量欧籍与印籍或主动离职、或伤残未愈、或被大量（指印籍），警队的人员构成开始发生变化。尽管督察级以上人员依然主要考虑欧洲人，但是警队的基层人员开始更多的向华人倾斜。

　　1946年，麦景陶出任警务处处长。他强化了警队纪律，改善工作条件与薪水待遇，并推动警务基础设施建设和警队体制革新。大量的华人也在这一时期被招募，华人督察的数量也大大增加。这些华人督察尽管依然面临着“玻璃天花板”以及“上下级夹心饼干”，但凭借自己的勤勉与敬业，也有不少被派往英国深造，系统学习先进的现代警务知识，并为日后真正成为传奇打下铺垫。而到1949年，警队还首次招募了第一名女性督察，并在次年招募了首批十名女警。

　　早在1932年，警队就正式确立了军装与的职业分工，刑事侦缉处的探员们专门负责调查各类案件。其中的高级警长往往负责统领一个警区的所有探员，因此被称为探长。

　　随着大量的华人在战后被港英招募，出任的华人探长也被尊称为“华探长”，到达总探长职级的则叫做“华总探长”。尽管实际只属于低级警员，但他们在华人社区里面备受尊敬，连华人督察都需要对他们礼让三分，做到“不强出头”。按照某些行话就是“不坐车里，也要跟着车跑，至少不能挡在车前”。

　　战后五六十年代是刑事侦缉处的黄金时代，也是“华探长”的黄金时代。部分探长甚至于有私人司机以及私人仆役，并与特行特业人员、有人士保持着微妙的关系，可以说是王国之中的贵族了。

　　就在麦景陶警队的同一时期，大量来自内地的战争难民也开始涌入港岛，其中败退的也为数不少，这批败兵私藏枪械、好狠斗勇，给已经增加的治安压力又添上了一把火，也使得人手问题进一步紧张。为此，在1952年，警队专门从巴基斯坦招募了一百五十余名巴籍，后来又在1961年招募了47名作为补充。

　　这批外籍主要被进行缉私与防暴工作。尽管在生活习惯、教等方面与港岛居民非常不一致（还专门为他们建造了清真寺以供参拜），但他们尽忠职守，以服务警队为荣，其中最后一位在1996年退休。今天的警队里依然有这些外籍的后代，他们继续以本地人的身份为服务着。

　　1956年10月3日，港英市政卫生局徙置事务（房屋署前身）委员会举行内部会议，不得在徙置区的楼宇墙壁旗帜或装饰物，但不反对悬挂旗帜。10月10日上午，两名的徙置事务处工作人员对的青天白日旗与“双十”徽牌进行了清理，结果了部分居民的强烈。几经交涉，港英无法满足他们的不合理，警民遂展开了对峙。对峙随后演变为，并开始、和人员。次日，原本已经接息的事态在三合会介入后进一步，团体和三合会进行了大肆，还封售卖旗帜，对普通人的人身安全造成了严重，甚至于驻港馆副兼参赞恩斯特及其夫人的座车都并纵火焚烧，造成副重伤、夫人死亡。

　　警队进行了快速反应，但是受过相关训练的人员短缺。防暴的法律法规、技战术装备、具体流程与处置程序也没有规范，导致其自身并没有力量控制这场骚乱。港英不得不选择让驻港英军出动，而这批以战争为目标的军人就更加不懂武力的适当使用了。整个事件期间，共有443人受伤，59人死亡，其中44人的死因是强力部门的强力手段，事后有740人因涉嫌严重犯罪被; 而警队则有107人受伤。

　　在这场失败的秩序恢复行动后，警队，进行了检讨，提出了包含改善组织结构、购置合适技战术装备以及改善培训轮训的大量。

　　1958年，警队专门成立了训练营，以期获得一只后备应急力量。这一专责机构改变了以往各个警区自己进行培训的混乱情况，统一安排大部分警务人员在不同时间接受训练，为所有参训人员提供了标准化的防暴战术训练。并对参训人员进行专门编组，使得其在结束培训恢复原职后，一旦事件爆发便可立即重组，对热点地区展开支援。同时，在1959年，为稳定事态做出巨大贡献的后备队和特勤队也正式合并，改名为辅助队，到现在也继续为正规警队提供重要的支援。

　　1966年，发生了天星小轮加价事件，这场加价的事件演变为了骚乱。之前警队的也发挥了价值——经过4个晚上的行动，骚乱正式结束，仅有10名受伤，1名平民死亡以及 16人受伤。后来调查的委员会也指出：“骚乱只导致少量伤亡，有赖警队在成功平息这场骚乱时所展现的组织能力及训练。”

　　60年代注定是不平静的。各方面形势波谲云诡，特别是1966年开始的“”；而方面，劳资纠纷、阶级矛盾、港英施政措施无法被认同以及警队公共关系等各方面问题也堆积如山。所有因素纠缠在一起，便导致了从1967年4月开始的“六七”。限于篇幅，本文不会展开，但会对“六七”事件前期与中后期的港警应对情况做一个梳理。

　　事件前期，特别是到五月中旬为止，整个骚动大体可控，甚至有人在事后评价道“秩序大致良好”。但到5月下旬之后，情势急转直下，港英也进行了宵禁措施。从五月底开始，一连串大规模的罢、停工发生。公共交通特别受到严重影响，警队也不得不派出人员公共交通运营。

　　到了7月份，还未停息，却发生了沙头角枪击事件。在该地执勤的多国籍警员队伍受到了身份众说纷纭的枪手袭击，在枪战当中，有五名警员中弹身亡，十一名警员受伤。

　　这一时期的警队防暴策略以柔性政策为主，严禁直接使用高等级武力。并及时发出总动员令，命令包括水警、探员在内的所有人员支援防暴工作。而警队的女性也到防暴第一线参与工作，极大减少了流血冲突的可能性。港英此时也开始重视公关宣传和强调警队正常运行，试图孤立人群。

　　此外，警队这个时期的人员待遇也高于平时，津贴与实物补贴大大增加，警员/家属也得到特别照顾，教育及福利信托基金会也被建立起来。

　　事件中后期，从7月中旬开始，集体等活动逐渐减少，但港岛却开始陷入IED的乱局当中。在1967年5月至12月底期间，拆弹队处理了8074个疑似IED，其中 1167 个被确认。在这些事件中，一名英军拆弹专家在检查IED时身亡，另有两名在处理时殉职，平民方面还有未成年人伤亡。

　　面对严峻形势，港英此时开始采取强硬手段。首先是通过紧急立法，赋予警队更大的在各个方面行为，诸如展开、武力等等，并试图收缴民间爆炸物。而英军在幕后提供支援，主要作为警队的辅助力量进行联合行动，负责地区警戒、后勤运输支持、特种行动技战法培训等工作。

　　最后，经过半年的动荡，通过外交斡旋、内部控制等等方面的努力，这场终于从9月底开始逐步平息。在12月底基本结束，港岛也终于恢复了基本秩序。整个事件有51人丧生(包括10名警务人员)，832人受伤(包括 212名警务人员)，被判有罪者共1936人。

　　1969年4月，全体警务人员也获得一项殊荣——警队获英女皇授予的“皇家”头衔，雅丽珊郡主也出任正规警队与辅助的荣誉总监。

　　得到英帝国的殊荣并不能港岛本身的社会问题和港警的内部危机。警队在危机爆发时未能第一时间获取支持的根本原因必然是港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方面出现的严重问题，但盛行、“探长”权倾一时、警队公共关系不良等内部原因也是必然要考量的内容。

　　在当时的，甚至出现了“好男儿不当差”的俗语，而那些探长的“逸事”在今天依然继续流传。因此，内部危机隐忧之下的警队，急需在新获殊荣之后重铸自身，以规范化与制的现代化来真正铸就传奇。

　　尽管因为处置了“六七”而被授予“皇家”头衔，但警队依然对于自身不足进行了检讨，特别是依然缺乏常设防量、技战术装备仍然不足等等。

　　对此，金莎与林俊杰港警决定在训练营的基础上，加强专门的常规防量。于是在1968年，训练营被改组为机动部队(PTU)，训练主任由驻港英军军官担任，使用经过本土化改良的英国陆军防暴战术，时刻保持5个大队的规模，以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同时参与平时的社会管理与巡逻工作。

　　在70年代后，尽管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但都没有演变为60年代那两起大型。英军也彻底从社会管理领域撤离，这是因为随着机动部队的组建，警队在各类复杂情况下的秩序管理手段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控场能力不断加强，对于武力使用的把握能力也日益提升——即使要进行清场，也能避免流血情况的出现。而到了80年代后期，港警的防策进一步进化，更多引入了非对抗手法，以期在减少使用武力的大原则下，强化对人群的管控能力。

　　有鉴于警队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包括澳门地区纪律部队、皇家骑警以及英国大都会等，都到港警交流学习，其中警队更是把警队的防暴手册作为样本加以引进。

　　在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即现在的廉政）成立以前，人员的贪污问题特别严重。尤其是的贪污问题，更是衍生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历史介绍的第二个部分当中，就提到过“探长”群体，这个群体所在的刑事侦缉作为队伍的中坚力量，一方面为港岛秩序，破获各类犯罪案件立下了汗马功劳；另一方面也由于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进行着寻租与。

　　在60年代后期与70年代初期，警队更是被的四大家族（新义安、14K、和合图及水房）渗透得和筛子一样——根据皇家骑警反有组织犯罪方面的报告，当时有35%的有三合会的背景。

　　在那个时期，受贿的警员包庇着黄、赌、毒等非法行为，凭借公开出大大小小的暴利副业，对社会治安与秩序造成了严重。而市民虽贪污的，却也敢怒不敢言，只能应付“”， “茶钱”、“黑钱”、“派鬼”等层出不穷的名堂。

　　诚然，警队贪污的一个客观原因是薪酬太低而引起。警队人员的工资水平与其他公务员相比都显得不堪，更不要说与经商做生意的社会人士相比了。对此，1972年港英接受了薪俸检讨委员会的，大幅增加了警务人员薪酬。但仅仅如此，既无法改变木已成舟的社会不良风气，也无法撼动利益固化的地下王国。

　　于是，时任警务处处长薛畿辅决定进一步改变警队体制，将刑事侦缉处收归到新成立的行动处之中。同时废除了“总探长”职位，取消了警目、高级警长与助理警司三个职级，并加设了警署警长一职，全部的警目转为警长，高级督察转为总督察、助理警司转为警司。部分探长就在这期间被转为没有实权的闲职，从而打破了原先刑事侦缉处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与既得利益。

　　1973年，总警司葛柏被发现拥有超过430多万港元的巨额财富，律政司怀疑他是贪污所得，于是要求其在一星期内解释来源。然而到了6月，在与警务处处长薛畿辅当面对质并晕倒之后，葛柏从潜逃回了英国。由于英国没有《防止贿赂条例》中“收入与不相称”的，港英无法把葛柏引渡回港。

　　这一事件后，哗然，其他社会问题困扰的民间更是发起了“反贪污、捉葛柏”的运动。时任总督麦理浩爵士为解决事态，在当年《施政报告》中提出要成立一个向港督本人负责、并于警队的反贪机构。第二年，廉政正式成立。

　　在1974到1977年，廉署人员经常地进入警署要求调查对象缴械，并直接带走。前刑事侦缉处的人员每天都能目睹自己的或者同事被廉署请走“喝咖啡”。

　　在那个时间段内，廉政查处了大量警务人员涉嫌贪腐的案件，比如黎民祐贪污案及油麻地果栏案等。

　　到1977年11月，被控涉嫌贪污的警务人员更是多达260人。警队当时惶惶，有污点的担心旧账被清算，也有被退休、革职甚至，还有的移居到与没有引渡协议的国家及地区。一些警务人员对廉政产生了怨恨，并对廉政强硬的调查手法及作风表示不满。

　　在1977年10月28日，警廉之间的冲突终于爆发，首先是警务人员及家属等列队前往总部举行，不满，同时请求警务处处长施礼荣向港英反映问题。而小部分警务人员甚至于冲进了位于金钟夏悫道和记大厦的廉政执行处进行，有5名廉政人员受伤，廉署大门也受到损坏。

　　事件发生之后，时任总督麦理浩为防止事态进一步失控，在排除由驻港英军介入的选项后，最终决定不让廉署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后于11月5日发布决定，对大部分小规模贪污事件发出局部令。除了已经被审问、正被和身在海外的人士，了于1977年1月1日以前所有涉嫌贪污而未被检控的人员。当然，廉署方面自然常不满，而当时的廉署负责人也黯然离场。

　　据警队在更后期的报告，很多涉嫌贪污的警务人员及其家人移民到了，其中至少有44名是被廉政所的，他们也被警方称为“百万富豪”。由于这些前警务人员的洗钱能力极强，警方也对他们无可奈何。

　　一方面，警务处内部的不满情绪得到了平息，而公务员体系的贪污渎职风气在1978年开始不再，也引导着社会风气逐步向好。特别是许多年轻的，更是因为不用再昧着收黑钱而感到如释重负。随后，警务处接受了来自英国专家的，为警务人员定下可以维持生活的薪酬以及福利，同时重整纪律、广招人才、不断进行体制机制的。

　　1973年，投诉办事处成立，用以处理市民对的投诉事宜（除贪污外）；1974年，投诉课成立，而到了1977年运营的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投诉事宜常务小组也正式成立，专门负责监察投诉调查工作与向总督提交意见。

　　在1974年，警队还推出了警民关系主任计划，意在加强与的联系。同年还创立了“少年警讯”，让青少年也参与灭罪运动，目前已经常庞大的社区青年活动团体。作为社区警务之一的计划也在1974年被推出，港警希望以此争取广大市民的支持，进一步应对社会问题与地区罪案。

　　1977年，警队还在市区推动了警员无线余名巡逻警员可以与指挥中心直接联络，提高了案件处置的效率；交通课也开始重组，并成立了交通督导队。

　　除了以上这些，警队在70年代中后期还决心重塑自身形象，重建警队声誉，先后成立了反贪污策略督导委员会与防止贪污小组，同时设立内部调查组，为廉署提供帮助。

　　此外，还成立了警队员佐级协会，以促进管理层与员佐级人员之间的沟通。除了这些直接措施，警队在这一时期也开始改变，引入社区警务概念，正式脱离传统的半军事化警政模式，从要求大众接受，转为力求得到市民的支持，这也是警队用汗水乃至于所得到的宝贵经验教训。

　　时间进入80年代，重获新生的警队开始进行新一轮的架构和组织，希望提高自身在总区、警区和分区三个层面的指挥能力，原则是把权责下放到最低且实际可行的层面上。

　　随后，警队又全面检讨军装部、刑事单位的人员调配事宜，特别是在警务制度与人手比例方面进行了更新，包括修改小队的指挥架构、改善治安方法以及实施灵活的巡逻及轮替制度。、报案中心也进行了合并，用以建立联络网络，服务市民。

　　与此同时，“灭罪运动”也开展的如火如荼，1985到1988年，在“警民齐合力，灭罪享太平”的口号下，警队推行了“邻里守望计划”，派出人员深入一线，开展组织宣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东区，1985到1987年的盗窃案发数量几乎下降了一半。

　　当然，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社会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便是“持械悍匪”。特别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涉及真枪的劫案(特别针对金店和钟表店)数目上升。

　　这些悍匪来源成分复杂，有的专门收过军事训练，也往往配备自动步枪级别的火力，诸如吴建东、陈虎矩、叶继欢、张子强、季炳雄等“贼王”也频频见诸报端。不过随着警队开始制定有效应对策略并于内地开展密切合作之后，持械抢量开始减少，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也几乎绝迹。

　　在80年代后期，警队的本地化便开始被考虑，港英专门成立小组选拔优秀华人。1989年12月，首任华人警务处长夏就职，其后高级警员中的华人数量逐年增加，而警队也着重招募吸纳大学毕业生和各类优秀人才，为未来发展做好准备。

　　此外，其下辖的“部”，也就是与军情六处过从甚密的专职情报部门，也开始进行调整与职能变化、分散，并在1995年正式解散。

　　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7回归祖国，警队经历了风云激荡的一个时代。完成了自身的回炉与重塑，其回应市民的期许，逐步树立了“精益求精”的。也认识到了自身不仅仅是执法者，也是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对于现代世界的而言，这个时期的警队无疑缔造了一部传奇：一部由一支贪污、专业素养不高的半军事化力量，转型成一支现代化、规范化的模范警队的传奇。而也将在摘掉“皇家”二字之后，继续作为繁荣稳定的重要力量，迎来全新的机遇与挑战。

　　1997年，回归祖国，而警队也删去了“皇家”二字，名称改为“警务处”。警徽上的“皇冠”徽章也被“洋紫荆”所取代，但原有的警务制度依然被保留。

　　从90年代初至今，市民的整体教育水平以及生活质量不断改善，普罗大众对公共服务提供者的期望也在不断提高。对此，警队从回归之前，就开始进一步适应社会状况的改变以及市民大众的期许。

　　早在1992年，就推出了警队服务承诺计划，通过发表警队的服务旨、目标以及指针，来应对大众的期望。

　　1994年，服务质素监察部正式成立，专责研究及推行新管理模式，以提高工作效率，进一步的改变警队文化，以为市民提供优质服务。

　　1995年，时任警务处处长对外介绍警队的未来发展方向是进行优质管理，用以应对未来的各类挑战。

　　同年，警队服务素质策略被制订，也进行了首次调查——警队希望能够进一步发展警队为市民服务的文化，鼓励人员致力改善警队内部和对外的服务素质。

　　1996年，警队正式颁布“抱负、目标和价值观”，以此作为开展持续改善服务能力的引导。港警希望借此让警务人员可以真正了解自身所代表的角色，并认识到对他们的期望，同时借此强化人员对警队价值观的认同。

　　在1997年之后，还举办了多次“实践价值观主题工作坊”计划，使警务人员真正了解与理解警队文化的改变情况。

　　1998年，警队还开始推行全面的服务改善计划，以期进一步培养服务文化，并加强人员的职业操守。

　　这一切的工作都使得警队进一步向一支以服务为本的现代警队转型。而由于情报主导警务的有效推行、警力向一线倾斜的编制以及有效的高姿态工作模式，也使得港岛的严重罪案不断减少，公共秩序与内部安全得到进一步改善。这也反过来进一步使得警队可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专业能力提升以及服务能力增强上。

　　2004年，随着进入21世纪，警队也换下了沿用许久的旧殖民地样式，开始面对全新的挑战。

　　2001年“911”之后，警队进一步强化了自身反恐能力建设，以作为国际重要金融中心的安全态势。

　　除了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警队也没有在传统犯罪问题上掉以轻心，进一步加强与、澳门和境外执法机构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有效打击有组织犯罪和跨境犯罪。除此以外，还投入专门资源应对高科技犯罪，并重点关注家庭及青少年吸毒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警队一方面处理了包括南洋酒店案、季炳雄、徐步高枪击案、东京街爆炸品发现案、六亿元可卡因案、跑马地2000磅炮弹发现案等在内的一系列涉枪、涉爆、涉毒、涉恶案件与意外事件；另一方面也较为有效的处置了包括反世贸冲突、反对高铁拨款冲突以及中环、雨伞事件在内的冲突事件。

　　警队在这一系列案件与事件中，均一如既往的保持了高度的专业性与处置能力。特别是在冲突事件中，尽管由于极其复杂的起因、背景与难以预料的演进过程，警队在一些场合的处置措施确有不妥与瑕疵之处，也遭到了坊间部分群体的不满与。

　　但就整个处置过程与处置结果来看，警队依然无愧自身的光荣历史与对外承诺，能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选择较为合适的武力层级与控制手段，使得流血与降到最低，从期待可能性的角度看，笔者个人觉得已经常不容易了，毕竟要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就不是的力之所及，而是一个更加复杂与矛盾的社会治理话题了。

　　1844年，在的第一条条例通过生效之时，创立这一支殖民地警队的人不会料想到，经过175年的风雨变迁，警队居然会成为全亚洲乃至于全世界层面上最为现代化、规范化的模范警队之一。任谁也不会料想到，当初仅仅是为殖民者安全服务的半军事化队伍，会变成为今天“服务为本、精益求精”的东方之珠人。

　　今日的警队，更是提出了“应用适当科技以应付数码时代的警政需求”、“与社群共同推动警政”、“装备警队以迎接新的挑战”的新时期策略方针，将会继续以自身和高度专业应对挑战。使这个国际金融大都会，继续成为世界上最为安全和稳定的社会之一。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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