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南谈救灾-从人到主义到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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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财经讯 “CC讲坛”(第八期)于2015年8月15日在举行。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创始人、负责人郝南出席斌刚。其在2014年获得“影响中国公益100人”称号。

　　以下为实录：

　　最近一次出现主义危机的自然灾害，是发生在4月25号的尼泊尔地震。一共有超过8800人遇难，有280万人急需主义的基本保障，有80万的家庭失所。中国作为尼泊尔唯二的两个邻国，肩负起了援助尼泊尔的当仁不让的责任。

　　而根据我们的统计，一共有超过30家中国的专业组织，第一次走出国门开始国际的主义援助，其中也包括卓明，我们是通过在网络上发动和组织志愿者来为参与在救灾的专业团队提供信息服务。这些志愿者来自世界各个角落，包括欧洲，包括中国，包括，包括尼泊尔，其中有中国人也有尼泊尔人，那么这个小组我们叫它V by V，它的工作任务是，去根据网上的求助信息了解，尼泊尔当地的村庄里的灾情的数据。

　　那么这些志愿者有些到网上去采集求助信息，有些负责给村庄里面打电话，有些把这些信息收集起来，把它翻译成中文，然后再标注在地图，传送给当地的救援队。一般来讲这个工作在国内七天左右就会结束，但是这次尼泊尔的救灾我们一共工作了二十多天。在第14天的时候有个小志愿者崩溃了，他说： “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工作” 。我们找他谈话才了解到，在他前几天的工作里边，他接到的电话全部都是，向他说我们一直没有援助，我们缺水缺食物，再没有吃的我们村子里的人就饿死了，都是这样焦急的情绪。但是到第14天的时候，他打通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女人只是很机械地回应着他的一个一个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却是那样的，这个村子没有水没有电，没有食物，有很多死去的人压在废墟里，面他们的亲人就只能睡在这些埋藏着尸体的废墟旁边，没有援助平静的语调，里边透露出的是，这种也击垮了志愿者，他向我表示他迫切地希望他能做一些什么，他希望他能到现场，他希望能到一线去帮助在尼泊尔地震当中遭受过这样巨大的人们。

　　这个志愿者的经历，让我回想起了七年的一幕2008年5月12号，是一个每一个经历过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的日子。我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在大学里边从事我的基础医疗工作的小牙医。在这种迫切地想要去帮助灾民的焦急当中，我终于拿起了行囊，打通了前方的一些志愿者服务组织的电话，确定了我可以作为医疗人员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我向单位递交了请假书，留下了一份，对我还写了一封，就这样赶到了灾区。但是当我到达成都的时候，我发现我了解的情况和我去灾区之前完全不一样，很多人从四面八方赶到了灾区，但是并没有多少人知道灾区确切地发生了什么，而那些在灾区里面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志愿者，回到成都告诉我们的是一幅幅的画面，灾区有大量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太多天过去了有很多的地方还没有得到及时的援助，而全国人民援助灾区的物资并不知道向哪儿去投放，我意识到，也许留在成都去协调好物资和需求之间的关系，要比我自己到一线去作为医生奉献我的能力要更重要。

　　于是我在成都租了一个房子，建了一个志愿者驿站，一边招待志愿者，一边在网上和我做同样工作的伙伴们一起，在一个QQ群里面通过信息对接的方式，把灾区的需求和物资对接在一起。其中包括一车又一车拉往汉旺的桌椅板凳，包括给都江堰的铁军的一些急救的药物等等等等。最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打两百多个电话，24小时不能休息。

　　5·12留给5·12志愿者的有两个很大的遗憾，第一是在灾害刚刚发生的时候，我们没有人有经验，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混乱之后，我们才摸索出了救灾的一些规律，才能更好地更有效率地回应灾害。我们的经验是因为，十万人的血和泪换来的，而这样的经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和梳理，并没有很好地传承下来。

　　所以在2010年4月14号玉树地震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这是我们在汶川的时候，的经验可以发挥作用的时刻了。于是我召集了很多在5·12的时候，和我一起工作的网络上的小伙伴。培训了北大一些愿意去，在玉树地震过程中尽一些自己力量的同学，开始了我们利用信息来传递，引导资源向需求的这样过程。一个工作在灾后的第7天时间里面，我们把我们这个小小的网络团队命名为“卓明“”卓明“的工作正式开始了，在接下来三年时间里边，我们的核愿者通过不断地在灾害当中实践，和在平时的培训当中去摸索建立起了一整套的信息处理方法，我们制定了在不同级别的灾害下面不同的响应的预案，把信息进行分类，找出了怎样去搜集这些信息的方法。同时我们确定了信息需要，从搜集核实再核实一线，核实最后把它们整理成，发放给志愿者团队或者专业的救援团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树立了一个目标，我们的服务对象是那些服务于灾民的专业的救援的团队。为此我们提供了四种信息产品，首先是在灾后第一时间告诉他们灾害的损失情况怎么样？救援的重点是什么应该注意什么？其次，我们每一天去发布当天的包括所有灾区信息的救灾。第三，我们会为专门的救援队提供，能够帮助他们的资源有效到达村组的具体的需求的数据。最后我们会为他们提供一些其它的比如说道信息，比如说当地的风土人情这样的告示性的信息。

　　那么在2013年又一次引起全国人民注意的灾害发生了，发生于四川的这次7级的灾害，迅速地吸引了大量的志愿者像当年进入汶川一样涌向了震中芦山。而在芦山县只有一条道，芦山县外因为塌方的原因，也只有一条道大量的车辆堵在飞仙关外，当天晚上一共堵了30公里。而大家都知道在地震之后八度烈度区，会是一个灾情损失比较严重的区域。在我们第一时间判断里边除了芦山县天全县和雨城区的一部分地区，也很有可能在这个八度的裂度区里，那么我们在4月20号当天晚上，就决定对这些可能会被忽视的区域进行区域性的排查。21号我们的志愿者把天全县的所有的村庄的电话打了一个遍，21号晚上我们确认天全县是一个我们还没有开始进行援助的盲区，甚至连消息还没有开始传出，我们当天晚上就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了在一线救援的专业的志愿者组织，那么有很多的救援团队在22号就开始调转车头把物资的车辆开进了天全县，在4月23号才开始大规模地报道天全县的灾情。

　　仅仅在3个月之后又一次地震灾害发生了，我们这次的响应的等级和响应雅安的时候一样，同样是二级响应。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这一次灾害得到的物资的援助要远远少于雅安的援助。我们统计它基本的数字，从受灾人口紧急转移，安置人数房屋倒塌间数，房屋严重损坏间数，这些关键的数据我们都能看出来。岷县地震和芦山地震的损失对比大概是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关系。而且因为这个地方格外贫困遭受到的损失也有可能格外严重，这是同一等级的灾害，但是通过我们对壹基金收到捐款的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两次灾害得到的社会的关注常悬殊的。在灾后第8天雅安地震当中壹基金收到了的捐款达到了两个多亿，而在同样的第8天岷县地震得到的援助是140万，多少地发现，决定了送往灾区的援助的多少的并不是灾区的损失的严重程度，而是的关注度。我们为此感到忧心，觉得必须要做点什么？

　　在去年8月3号的鲁甸地震，它的震级是6.5级，所以在一开始并没有获得大家广泛地关注。但是根据我们对这个地区的人口的分布的情况，历史发生的灾害造成的损失，我们判断这一次的地震的灾害很有可能不次于雅安地震。在第二天我们的村组排查的结果回来了，相距很远的几个村落房屋的倒塌率都是百分之百，这预示着这个地区遭受的损失的严重程度，甚至要超过雅安，所以我第一时间给我认识的所有的救援团队的队长打电话，希望他们能够星夜驰援赶到鲁甸。鲁甸地震灾害的救援难度要远远超过雅安，所幸是在大家所有人的齐心努力之下，七天的时间里面，我们终于能够说我们有效地完成了这次当地救援。

　　而在紧接着10月7号的景谷地震，因为大家一开始对鲁甸地震有所轻视，低估了这次地震的影响而景谷地震的震级又比鲁甸地震高一点点，所以这次就当然获得了大家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关切。但是根据我们第一时间两个小时之后，打通的震中附近的村民的报告，以及我们发现当地的建筑形式大部分是这种穿斗木架的结构，我们判断这个地方的损失有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对于救援队长打过来的咨询的电话，他们问我要不要去？我说可以等等看，那么后来在3到4天之后除了山里的个别村庄，这个地区的主义需求基本上得到了满足。

　　台风是另外一种类型的灾害，去年的威马逊台风里边。我们在台风登陆之前12个小时就开始关注这次台风的动态，然而这次台风被全国人民所知，却是因为红十字会捐助棉被的这一事件，在台风灾区到底应不应该发放棉被这个问题？到现在仍然是一个悬念，而最有资格决定这件事情的人，也就是海南的灾民们，在整个的事件里面，

　　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发言的机会。

　　在历年的救灾当中我们发现，帮助别人并不是件很简单的事情，我们要有效地回应灾民的需求往往是从我们自己的揣度出发，而不是从灾民真实的需求出发，在灾后灾民的声音又怎样能够表达出来？为我们所获知。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支持对他们来讲是不失，而又恰到好处的呢？这需要专业的方法，我们去寻找这样的专业方法，然后我们找到了环球计划主义宪章，与援助响应最低标准，是全球的工作者在二十多年的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救援方法；它了在灾区各种情况下面，应该采取的最低的主义援助的措施；它是一个标准的手册，而在右边的这个核心主义标准是，在去年12月份由全世界各个重要的主义机构，一起研发出来的。所有的主义援助工作者，都应该遵守的九项基本原则。九项基本原则包括要让灾民有完整地表达自己需求的机会，也包括主义机构应该不断地在实践当中总结，提高 ，学习，再提高。

　　我们在今年3月份翻译引进了右边的这个主义核心标准。同样我们在4月份针对全国的专业救灾组织的负责人，在开展了一次环球计划的学习和培训。而就在我们培训结束之后的一个礼拜之后，尼泊尔地震发生了，根据汶川的经验我们知道这时候至少有上百万人急需水，食物安置所，等等。最基本的主义援助的保障，而这个事件也不可避免地勾连起了，我们对于7年之前5·12的回忆，参与过5·12的志愿者心中一直都有一个悬念，我们7年以来的成长，是否足够能让我们去再次回应，这样一次很有可能发生的巨灾尼泊尔。这次是一个证明我们能力的机会，我们要从中探索出能够解决巨灾的方法，所以卓明启动了从未启动过的一级响应，这是为巨灾专门准备的。我们尽最大的可能性动员了全世界各地的超过300名的志愿者，建立了超过40个工作人员的群组，8个我们的村村排小组，也就是V by V小组排查了超过267条的村组排查信息，我们的组每天制作一共制作了15期，我们的行动地图组为前线的一线团队提供了超过100幅的行动地图。我们的翻译组，在半个月的时间里面翻译了专业的救灾资料超过14万字。这些资料里边解决了很多我们在之前的救灾里面遇到的一些困惑和误区，比方说到底要不要捐助奶粉？实际上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援助奶粉还被作为一种值得提倡的行为进行鼓励，而在实际上这次联合国[微博]发表了一个文件，在尼泊尔奶粉是一种需要被说NO的行为，因为在当地没有干净水源的保障下奶瓶会造成婴儿的发生传染病的可能性急剧升高，而这些传染病对这些婴儿是致命的母乳代用品，会使得妈妈的母乳可能会中断，那会造成更严重的后续的婴儿的营养不良，种种的原因的考量奶粉不应该在灾后援助的物资的清单里。我们这几年在国内山区救灾的时候经常会发放彩条布，什么时候该发彩条布？什么时候帐篷又是必要的一个能够满足5口之家的帐篷，它的重量是100千克。而能够满足一户家庭使用的20平米的彩条布，它的重量大概是4千克。也就是说同等运力的情况下，一个卡车装载的彩条布能够满足25倍的这种遮风蔽雨的需求。

　　而在尼泊尔山区最稀缺的资源恰恰是运力，参与尼泊尔救援的国际机构超过了三百多家，我们可以随时查看这些机构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了什么事情，所有这些机构是在联合国下面一个叫主义协调办公厅的部门，下面运用信息协调的方式统一开展行动的国际上有三个相对应的标准体系，有行动的标准，有组织的标准，也有人的标准，这些专业的主义援助工作者们，他们通过平时不断地大量的培训和实践才能支撑起这样的一个构造精致的而且又能协调运作的救援体系。

　　8月19号世界主义日那在去年的差不多这个时间，我选择辞去我的牙医的职业，在当初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我对自己说选择一个能够做什么的职业，要比选择一个得到什么的职业更重要。而在经过了7年的救灾的实践之后，我发现了一个能够去帮助更多人的行业，一个我可以去发挥我自己独特价值的行业。在现代这个变化非常快速的社会里边，很多事情很难讲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但我觉得如果能够努力地为帮助别人而去奋斗，它总会是件正确的事情。这个事情做起来并不容易。

　　在国内绝大部分人还不了解主义援助的概念是什么的时候，我们的伙伴就显得格外地稀少，卓明到现在仍然只有我一个全职，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社会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有更多的年轻人去践行这样的价值，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变得越来越好，我也相信我的身边很快就有更多的伙伴跟我一起同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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